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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小平:生态小说——如何走出有生态无小说的窘境?

2017/03/23 11:18:16 来源:文学报   作者:傅小平
理论 生态小说 傅小平
很少有一种题材会像生态小说那样引来众多误读,同时面临更多的挑战。顾名思义,生态小说不可避免会触及生态环境问题,合乎“文以载道”的传统,却很难摆脱主题先行的窠臼,更难在艺术上达到某种高度。

  很少有一种题材会像生态小说那样引来众多误读,同时面临更多的挑战。顾名思义,生态小说不可避免会触及生态环境问题,合乎“文以载道”的传统,却很难摆脱主题先行的窠臼,更难在艺术上达到某种高度。另一方面,冠以“生态”之名的小说创作,就好比是带着镣铐跳舞,较难发挥小说的优势。毕竟,在反映生态环境问题上,小说虚构往往不如具有文学性的纪实作品那样直击人心,也就更难在短时期内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虽说如此,不得不看到的是,诸如水污染、雾霾等,都是眼下中国作家或写作者触目可见的现实。也因为此,一个有责任感的写作者,都会或多或少触及生态问题。而就写作需要克服的难度而言,生态小说也自有其探索的价值。就以德国作家莫妮卡·马龙创作的,旨在披露雾霾引起空气污染问题的小说《飞灰》为例,出版方引进出版这部作者写于36年前的长篇处女作,自然是因为眼下中国“四面霾伏”,当年德国也曾面临过,想必因此会引发国内读者的共鸣。


  小说一开始,女记者约瑟法·纳德勒就陷入了困境。她在写一篇关于B城某化工厂因发电设备老化而引发环境污染的报道时,不由疑虑重重:究竟是坚守新闻道德真实地揭露工厂对环境的威胁,还是屈从上级压力写一个可以发表的版本?约瑟法是一位单身母亲,她既渴望家庭的温暖,又害怕失去自由。当她面对职业与家庭的双重压力,她当何去何从?马龙以亲历者的视角构筑人物鲜活的性格色彩,又以记录者的身份见证德国历史的变迁。她的文字正如有评论所说,就像可以窥视过去的镜头,将蒙尘的印记与创伤公之于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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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必要说明的是,小说引进后。虽然引起了小范围读者的关注,却远不及其在当年德国引发的轰动。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国内生态小说写作面临的“痛,并困惑着”的窘境,但无论如何,一部小说在其问世这么多年后依然被引进,被阅读,说到底还是因其品质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而我们当下的生态小说写作,如果要给自己树立高的标准,理当做到如荷尔德林奖给马龙的颁奖词里写到的那样,“把责任和敏感、道德感受和美感精确地糅合在一起。”


  事实上,生态小说对很多读者来说,还是一个非常陌生的概念。它需要被放到相对大一些的生态文学的概念里来理解。而说到生态文学,我们会自然联想到梭罗的瓦尔登湖》,还有蕾切尔·卡逊的《寂静的春天》等经典作品。


  就像你看到的那样,这些作品都来自美国,究其因是自然主义思想最先在美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此后在全世界范围内产生广泛的影响。1949年初,徐迟翻译的《瓦尔登湖》出版,梭罗的生态思想植入中国文坛的土壤。上世纪70年代,世界生态文学里程碑一般的《寂静的春天》中译本问世,着实震撼了一些中国作家和读者的心。


  这些作品震撼读者,当然有文学性的因素,但关键还是在于蕴含其中的生态思想。就举蕾切尔·卡逊的写作为例,她之所以能写出这部传世名作,是有感于当时美国普遍使用606杀虫剂,使得鸟类、虫子等等几乎灭绝,春天没有了虫鸣鸟叫的声音,一片寂静。这部书出版之后,迅速引起了美国政府的关注,一场长达三十年的环保战幕由此拉开。可以想见,作为一位海洋生物学家,蕾切尔·卡逊在一开始,或许并没有把它视为文学创作。


  但毫无疑问,蕾切尔·卡逊在她的作品里,以生动的文笔传达了生态思想和生态视角,这正是生态文学之所以为生态文学的关键要素。有一个典型的例子,说的是以描绘自然见长的俄罗斯作家普里什文被问到,如何理解幸福?普里什文不加思索地回答:“所谓幸福,就是一枪准确地射中一只飞鸟。”在生态文学作家李青松看来,由此可见普里什文缺少生态思想。“这也无可厚非。因为19世纪的俄罗斯尚未暴露出严重的生态问题。何况在他的狩猎故事中,看不到残酷和血淋淋的场面,而是处处透露着他对自然和野生动物的挚爱与亲情。”


  从这个意义上说,作家刘亮程虽然不怎么赞同生态文学的概念,但他对人与自然的理解却有启发性。他说,多数文学作品总是借助自然抒怀,在这样的书写过程中,一片草,一朵云都被赋予了使命,自然不是它本身而是比喻的工具。而他的文学创作,从《一个人的村庄》开始,就在朝着自然的方向努力。“在我的文字中,自然不是工具,自然必须是有生命的自然。自然文学也好,生态文学也好,都是通过人的灵魂与自然界的灵魂沟通而后达致的表达。”


  推而言之,生态文学就像有专家说的那样,是以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为最高价值的文学,而不是以人类中心主义为理论基础、以人类的利益为价值判断之终极尺度的文学。而以生态文学研究者格罗特费尔蒂教授的看法,生态文学也并非我们一度以为的环境文学。因为,“环境”还是一个人类中心的和二元论的术语。它意味着我们人类在中心。与之相对,只有“生态”这个词,才真正意味着相互依存的共同体、整体化的系统和系统内各部分之间的密切联系。


  而探寻和揭示造成生态灾难的社会根源,是生态文学写作必定会涉及的方面。作家陈应松深有体会。他说,他写神农架,若只是写的环境、生态、故事,便会使作品狭窄。所以,对生态文学的思考,对环境问题的揭示,要对一个地方人民的生存进行通盘审视才行,还要加上时代和政治等因素的考量。


  这也就注定了有一定深度的生态文学必然有着显着的文明批判的特点。从这个意义上说,是否直接描写自然,并非是生态文学的必要条件。有专家更是表示,一部完全没有直接描写自然的作品,只要揭示了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根源,也可说是生态文学作品,概而言之,诚如哈佛大学教授、生态文学研究专家布伊尔所说,生态文学是“为处于危险的世界写作”的。


  显见地,生态小说之所以在生态文学的大环境里迅速成长起来,也因为作家们敏锐地意识到,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的世界正处于危险之中,他们要通过小说写作这种方式发出自己的呼唤。而相比报告文学呈现具体的生态恶化、环境破坏的数字和现象,小说进入生态领域,正如有专家所说,赋予了生态文学更多的生动性、形象性以及文化内涵。生态小说相比其他同类文体的长处也正在于,能以具体的人物和人物命运,让生态成为有生命有呼吸的生态。


  以作家张炜的创作为例。如果把他的一些作品,简单归入生态小说之列,自然有失片面。但如有论者所言,他在写作中对各种自然生命怀有生态同情,细致入微地描摹多姿多彩的生命姿态,并反思了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局限。在小说《三想》中,张炜对树、狼、人的心理描摹还原了自然界生命间隐秘的联系与彼此友好的情谊。在小说《九月寓言》中,张炜为逝去的野地灵性哀婉不已,对建立在对大自然的暴力征服之上的现代文明激烈批判。可以说,张炜的生态思想,在小说叙述中展现得淋漓尽致。


  但对小说写作而言,过于强烈的批判也可能是一柄双刃剑。如果欠缺丰厚的文化积淀,这样的批判会流入浅表化、单一化;如果欠缺足够的艺术功力,小说的描绘会失之于单调贫乏。这恰恰是当下生态小说写作中存在的普遍性问题。以生态文学研究专家张韧的观察,在生态文学作品,包括生态小说里,能读到不少“就事论事”的社会性批判,却出现了文学不该有的文化贫血症。事实上,正如有论者指出,生态小说虽然旨在揭示生态危机现状、反思环境问题根源,但不能止于对生态理论的照搬和套用,也能不仅仅停留在思想、主题的层面上,而应当是生态文化与小说创作的紧密结合和相互映照。生态小说更应该在人与自然冲突的文化反思中展现独特的美学追求。


  而从具体的艺术表现看,生态小说虽然表达各异,但越来越显示出同质化倾向。以评论家雷鸣的观察,当下生态小说里盛行哀挽模式。小说常借助“最后一个”的动物或植物,投以“挽歌式”的凄惨目光,由此拷问人性的邪恶与贪婪,对人类肤浅的优越感和自豪感予以鞭挞。“同时,生态文学在价值观上也存在着极端推崇神性与自然伦理,忽视理性与人文精神的偏至化倾向。应该说,生态小说融入古代自然神话、神秘现象、宗教传统、奇风异俗等内容的叙述,也是一种艺术表现手法,但要是对神性缺乏必要的哲理思辨能力和艺术化解力,就有可能招致一些作品堕入玄虚不可知论的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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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在呈现思想批判的同时,怎样加强艺术表现力,或说怎样改变生态小说有生态无小说的窘境,正是生态小说写作者需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有论者表示,生态文学、生态小说在全世界的发展,将具有恒久的生命力。只要自然与人类存在一天,生态问题就必然会如同爱情一样,成为文学的永恒话题。“因为,随着现代社会工业化的发展,人与自然的矛盾,必将出现许多新的课题,产生许多新的矛盾,这些,皆可作为生态文学作发展的‘新生活’。”


  话虽如此,无论是生态文学,还是生态小说,如果说肩负着某种使命的话,它的使命就在于让它描绘和揭露的生态环境问题尽快得到解决。倘是时过境迁,生态小说作者依然希望作品还有生命力,就得在艺术上不断推陈出新,或是像莫妮卡·马龙的《飞灰》一般,保持了较高的艺术质地。很显然,因为关注生态才担得起生态小说的称谓,但只有真正的小说才会让其传之久远。


  在这一点上,读加拿大籍作家扬·马特尔的代表作《少年Pi的奇幻漂流》,或许会给人以启发。这部曾斩获布克奖,又因李安指导的同名电影的全球热映声名远扬的生态小说,讲述的是一个历险故事。男孩派(Pi)历经了一场海上风暴,失去了所有亲人,与孟加拉虎理查德·帕克、一条鬣狗、一只断腿的斑马和一只大猩猩在救生艇上开始了为期227天的海上漂流。马特尔讲述一个历险故事,实际上探讨了探险、生存、信仰、人际关系等多方面的主题。而在有些荒诞的海上历险背后,正如有论者所说,也蕴含着丰富而深刻的生态思想:诸如人与自然物生死与共的关系,生命的食物链与人类伦理的关系,人与非人自然物在求生本能上的平等,动物保护以及动物园保护的生态意义等。而要小说有很强的艺术,魅力归根结底,更在于马特尔以他独有的叙述,塑造了少年Pi,还有并非附属于人,但在一定程度上“人化”了的孟加拉虎的生动形象。


  以此观之,生态小说虽然反对“人类中心论”,但在艺术表现上,却不能忽视人的主体性。诚如张韧所说,生态小说固然要揭露人们危害环境的行为,但更为重要的是展现作为主体的人的灵与肉的冲突。从这个意义上说,真正的生态小说是描绘自然的,更是反思人类的;是表达生态的,更是表现审美的。惟其如此,生态小说才是真正关注了生态问题,同时还充满了独特的文学魅力。


  (编辑:王怡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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