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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国君:重要的是老栗

2017/03/24 14:00:24 来源: 嘉言法律论坛  作者: 赵国君
赵国君 美术 艺术
栗宪庭,艺术批评家。1949年生,1978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1990年离开体制,因对中国当代艺术的长期推动被尊为“当代艺术教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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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介


  栗宪庭,艺术批评家。1949年生,1978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1990年离开体制,因对中国当代艺术的长期推动被尊为“当代艺术教父”。着有《反叛的重量:重要的不是艺术》、《艺见的鸣放:从国家意识形态中出走》。


  赵国君:重要的是老栗


  无私是英雄主义的本质


  1.   ——爱默生


  单以绘画论,五四时期陈独秀就提出“革王画的命”。王画就是传统的文人画,革命者认为文人画重写意,太出世,与社会的内忧外患不符,于是大力提倡写实主义,以此入世,来美术革命。此时的欧洲,正是塞尚、马蒂斯、雷诺阿的天下,未来主义、立体主义、印象派、野兽派纷纷登场,老古董的写实主义(或曰现实主义)早已退潮。可是,以入世精神为己任的第一代艺术家们,尤以徐悲鸿为代表,留学欧洲时对眼前沸腾的现代派浑然不顾,而是一拣自然写实的冷饭,如获至宝,皆因抱有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以救民族危亡。自此,徐悲鸿的观点统治美术界达半个世纪,林风眠之流的现代派则潜入地下,成为末端。艺术革命增添了功利,增添了不堪重负的政治化与责任感,艺术本身的文化性、审美性受到损害乃至流失殆尽。声言美术革命的写实走进了“文以载道”的老传统,仿佛并未出新。


  现实主义本是西方艺术中的一个流派,到了我们这个万事万物都能转化的伟大国度,经由师法苏俄的批判现实到社会主义现实,再到革命的现实主义,艺术流派的现实主义成了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成为政治附庸,艺术的命运实际走进了死胡同。


  1942年的“延安文艺讲话”确定了“毛泽东艺术模式”。毛氏艺术观是五四美术革命的新发展,也是终结,并以政治家主导的行政途径借革命成功而遍及全国,成就了各类“崭新”的艺术样式,影响极为深远。简单地说,毛也是写实主义的,不过,毛不比其他人的羞羞答答,而是公开提出政治的标准第一,艺术的标准第二。艺术上的写实主义变成了“红光亮”、“高大全”,变成了由揭露黑暗到不准揭露黑暗,由歌颂光明到只能歌颂光明。1949年掌权后到1979年文革真正结束的三十年时间里。毛氏的艺术观获得大幅度实践,革命现实主义成为绝对的、唯一的标准。思想整肃乃至肉体消灭惊心动魄,艺术完全从属于政治,出现了大量的艺术教条与艺术作品。与其称艺术,实该唤作宣传。


  随着政治解冻,1979年至今的艺术一方面对革命现实主义突围、反动、消解,一方面又兜头迎接市场化的“国际接轨”,又做艺术发展的当代之思,于是,艺术思想、作品、人物呈现多元景观,艺术世界眼花缭乱,景象峭立。此段艺术统称为当代艺术,但何为当代艺术,是时间的当此时刻,还是艺术立场的确在此端,一直众说纷纭。思想启蒙、行动突围,当代艺术在市场与政治的夹击中闪转腾挪,成就了许多大事件、好问题,一个个所谓具有国际影响或知名度的艺术家也雨后春笋、插架琳琅。老栗此中,或雄文鼓呼,或啸聚起义,终成一代旗手、班头,时人以“教父”美誉,念及功德与贡献,当属实至名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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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那时候,大家都穷,捏着一角报纸,燃着一点希望就从外地来京,仅读过一篇文章就可跋涉千里叩门拜访,相托于衣食住行。穷困的世界里,是绝不穷困的理想,一个个清寒的城市里、县城小镇里布满了这样大大小小的“思想部落”。


  老栗的家,就是这样一个部落。迎来送往,怪力乱神。人来多了,钥匙就压在门口,谁来谁开门,家成了交通站。一日,老栗回家,家里已聚满了人,进得门中,人问:你找谁?把“交通站长”老栗弄得怪不好意思的。


  那时候起码也得二三十年了,当代艺术还在一堆观念里蠢蠢欲动,正值破土发芽,远没今日热腾腾的名利。


  穷,主要是饿肚子,吃了上顿儿没下顿儿。张三来,李四走,老栗北京城里的蜗居成了一个流浪艺术家的中转站。叩门,名字递上(那时不兴名片),称个艺术家名号就进得门中,蹭饭喝酒、胡吹神侃,也不是胡吹,多形而上。更有挈妇将雏者,一家子做客盘踞,窄窄的房间就挤满了人。


  老栗待人如子,处之泰然,张罗着吃喝拉撒,没有私生活可言。


  一日,喂饱了罗中立、何多苓,面条告罄,不期,周春芽托着空腹又来。穷啊,吃不上的,怎么办?老栗就默默出门,变戏法式地带回了一包面条,煮给周春芽饱饱地吃下。原来,他把旧报纸打包,卖了几角钱。


  故事是听来的,赶紧微博一下,因为口述,把名字写成了方力钧、王广义,人都安插错了,可不一会儿回应者众,伊德尔、罗氏兄弟跟帖爆料,坦白交代他们是怎样挈妇将雏、长时间在老栗家蹭吃蹭喝,而如今已是当代艺术大佬的方力钧未置一词,转发了微博,并无更正。


  如今,这些曾经落魄的流浪汉们早已荣坐当代艺术神殿,呼风唤雨、撒豆成兵般威猛神勇,他们心里应该不会忘记了当年的老栗。


  老栗的心思早不在此,他说:“维权律师里的郝劲松更像艺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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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他脱离公职,以匹夫之勇划分出一拨非官方美术群体,并自任早期的策划人;不消说,他必定遭遇官方批评界同行明里暗里的批评与排斥——作为‘批评的权力’,此乃咎由自取——但他成功地发出了声音,同时,在今天看来,他是个失败者。他冒犯了行政格局与人际关系,破坏了批评界整体性的装饰功能,自外于权力的核心。他不代表中国式的‘先进文化’,不代表‘与时俱进’的‘时’”。


  这是陈丹青对他的评价。


  老栗由体制的“出埃及记”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那是当代艺术短暂的“小阳春”,时代充满了思想解放的气息。《美术》编辑的老栗有了放胆发布异端的机会:高小华的油画《为什么》、罗中立的《父亲》、陈丹青的《西藏组画》都是一反“宣传美术”的强势之作,更有“北京新春画展”、“无名画展”、“星星画展”等“反动活动”,均是老栗热情鼓呼的对象,而他自己书写的艺术评论,从中国画及其传统到五四美术革命、毛泽东艺术模式、世界各种艺术流派也是大书特书,精彩纷呈。铿锵启蒙的自由气质终在“清理精神污染”的扫射中中弹落马,被迫减薪停职,回家反省。


  “我17岁就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做过两年牛棚,不算什么。”17岁那年,正是文革开端、天下大乱的时刻,他小小年纪,公然反对江青提出的“文攻武卫”,遂遭大难。


  赋闲不久,蒙刘骁纯之约,再度出任《中国美术报》的编辑。这次,像又逮着机会似的,推介新思潮与新观念,尤其用力,他自己也陆续地发表了一批重要的艺术论文:《重要的不是艺术》、《时代期待着大灵魂的生命激情》、《后现代、民族化和稻草》,都是他思考的高峰。


  他说:“中国基本上没有现代艺术的社会及文化背景。艺术复苏并非艺术自身即语言范式的革命,而是一场思想解放运动,是在一种逆反心理的驱使下产生的,变革的核心是社会意识的、政治的。”随即举例:对“红光亮”、“歌德”的反动,是以四川为代表的“伤痕美术”的骤起;对“假大空”、“重大题材”的反动,则是以陈丹青为代表的“生活流”的风行;对艺术从属政治、内容至上的反动,则是以北京机场壁画为代表的“装饰风”的滥觞。


  关于大灵魂,他的表达相当动情:“我强调的是个人人格中流淌着与人类命运共悲欢的血液,当整个时代的价值体系动荡时,作为一个艺术家,他的敏感,他对新的生活理想的渴望和追求,必然体现为对社会乃至政治的热切关注与深沉忧虑的灵魂状态,这一切并不是社会强加给他的,而是他生命冲动的结果。这才是一个现代人,这才能创造出比传统艺术更博大、深沉的境界来。”


  “人类命运”、“整个时代”、“生命冲动”、“现代人”,都是那个时代流行的大词。一方面畅言己见,痛批国家集体意识形态;一方面撩拨挑动,鼓动艺术的自由精神,不惜引发争论,他把编辑的本事发挥到了极致。


  从“85美术新潮”、“新人文画”到“玩世写实”、“政治波普”,编辑的身份外溢,批评家的权力慢慢形成了一个新的身份:“策展人”。策展人本美术馆主动介入当代艺术的产物,是私人对私人、私权对私权,本属市民社会的自然景观。我地新兴策展人多批评家与行政权力的身份合一,而老栗作为策展人仅仅源于他的批评家身份,何况他早在1993年就被革除公职,彻底与行政权力无缘了,纯然个体。


  在野的艺术策展人老栗策划主持了《后89中国新艺术展》、《“毛”走向波普》、《中国前卫艺术展》,迅速走红国际,西方世界感知到了中国艺术的某种变化,也认识了一批中国当代艺术家,如王广义、岳敏君、方力钧、张晓刚、祁志龙,他们的作品价码飙升,人也大红大紫,直接、间接都与老栗这个金手指有关,“当代艺术教父”的称呼不胫而走,而这些,都是个体公民的天然冲动,完全不在官方的政治运作中,野狗们墙外开花墙内香,狠狠地撞了一下官方的后腰,他们才惊觉当代艺术的存在,目力所及,居心所指,自然收购为“百花齐放”的一部分。老栗也被供上神坛,或啐在口中,神圣化,或妖魔化,人已公众,只得任其诟琗谣诼。


  艺术家们大红大紫了,老栗却离开了他们,落户北京城郊一个叫宋庄的普通村落,自诩乡绅,本是要退出艺术界的,不成想却打造出了一个世界上最大的“画家村”,一个数以千计艺术家聚集的庞大园区,成就了活脱脱一中国特色的“宋庄模式”。突兀眼前的全然实干堆积,不涉艺术观点,即便在观念上最抵牾的人也要承认他的此等成绩。


  前卫艺术家群体中老栗该是核心与旗手的角色,此等角色在中国的艰难不难想象。方力钧说,没有谁是唯一重要的,那是长时间来说,在一定的时期,有些人是唯一重要的,比如老栗。他敏锐的直觉、超凡的慧眼以及不与官方妥协的个性成了难得的唯一:唯一能够联系本土艺术家与世界的桥梁,唯一能够在个体艺术家危难时奔走呼号的人。如今,老栗的目光还是对准了艺术流浪汉,独立电影人、诗人、自由音乐家等更为边缘的群体是他关注的对象。一个如此残酷无聊的世界,流浪汉们的生活最有实存,也急需帮助,在这方面他总是很有热心。


  这世界真是奇怪,大部分人拼命挤进体制,披覆权力才能招摇过市,又一部分人,拼命冲出围城,自断生路,甘做野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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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真正见到老栗已是2011年6月,时在“艺术独立论坛”的开坛之日。“艺术独立论坛”是在法律与艺术乃至更广的领域搭建桥梁的一次努力,纯民间。论坛理事大部分为我邀请,包括了江平、贺卫方、吴稼祥、陈有西、吴祚来、叶匡政、魏晓平、方力钧等50来位来自法律、经济、艺术、文学等领域的精英人士,混搭、跨界的意思就是要把艺术拉近生活,把生活的艺术观发挥到极致。这是民间组织的一次尝试性突围,纯公益,没有商业目的,甚至商业投入也没有,说起来像个组织,其实松散无意,不过有心人的理想联盟。


  我哪里懂艺术?仰仗着马惠东先生引荐、支持,一点点窥视着当代艺术的点点滴滴,怯生生的,结识了高惠君,一个优柔其表却内心火热的艺术家,还有高氏兄弟,左小祖咒,祁志龙,慢慢有那么点儿感觉了,不期,老马一晕乎就挥手说:把老栗请来,做论坛主席。


  老栗的大名在法学院蹭课的时候就听闻了,尽管对艺术全然陌生,但在我眼里,他是一个骨子里倔强的老头,不声不响地在当代艺术界开辟着自由特区,简直奇迹。记得那年,《三联生活周刊》出了一期宋庄的专题,老栗是当然的主角,他打造艺术社区与成立电影基金会的艰难尤其打动我,因为那个时候我的公民组织也刚刚起步,深知制度逼仄与社会限制的种种,他的经历对我们如何建设公民组织也有启发。他是真正的前辈,早就充满敬意的,能让近似神话的公民英雄做论坛主席,幸运。


  开幕之际,另一个主席江平先生不能亲来,但带来了“艺术独立论坛”的题字。有人说,老栗也写了一幅字要带来。


  见到传说中的老栗已是午后,他笑呵呵地从车里下来,银髯,华发,一脸憨厚可亲。没什么客套话,老马介绍我,他也只是微笑握手,并无特别地寒暄,至此,算与他认识。他是论坛主席,我是秘书长,一个“组织”的同事,很近。


  开幕式上,贺卫方、吴稼祥、叶匡政、吴祚来等各位理事静听老栗致辞。他先是打趣:“站在这儿作为主席发言诚惶诚恐,看到这么多我相识或者不相识的学者和知识分子,惶恐不安。”


  面对前所未有的“跨界”组合,老栗说:“艺术都在一个小圈子里,那怎么和大众接触?‘艺术独立论坛’成为了一个桥梁,把发生在这个小圈子的事和社会有个接洽,好。”话语不多,却句句实情,在常识不在的今天反觉分量很重,而我也紧紧围绕着老栗的“重要的不是艺术”为题,大谈艺术的外部环境与艺术家的独立精神,以他的观点来表达论坛的宗旨。


  是年7月,去大连参加一个艺术家的论坛。一上车,就见老栗坐最后边,惊喜,马上靠近他。老栗兴致勃勃说西安的曲江美术馆。说曲江美术馆打造了一种“曲江模式”,就是以美术馆为核心的一整套综合建筑群,他说街道如何规整,路灯怎么漂亮,唯独没有说美术馆本身。那时候,我还懵懂,听不出新意,只当是个热闹,后来看到他论文化创意产业的一段采访,才深解其意。他说:中国的文化创意产业大多数实际上是地产,都是将文化作为炒作地产的噱头,是广告作用,与真正的文化创意和文化产品形成产业链的做法风马牛不相及,只是借用文化作为一个由头去做商业开发。近年来美术馆的建设成为热点,实际上变相地产的多。奇怪,中国的美术馆非常多,县以上的城市都有美术馆,但现在美术馆的经营却很差,因为美术馆鲜有真正的非盈利的与社会艺术教育的职能,反而沦为出租盈利之地,甚至有美术馆还搞商品展示。


  他说,北京远郊的一个地方准备建设宋庄那样的艺术社区,邀请他来设计推动,如果成功又将是一个崭新的气象。说到这里,他眼里透着兴奋,像个孩子。


  他的一句话很形象:艺术家聚到一个地方就是一滩水,我在乎能不能把这滩水搞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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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2011年3月,一个叫成力的艺术家在宋庄当众做爱,以《艺术卖比》为名做了一场行为艺术,当地警方迅速介入,将成力劳教了一年,事件暴露出艺术界长期存在的一个问题:如何理解和保护行为艺术?


  “艺术独立论坛”抓住这个主题做了一期跨界对话,由法学家贺卫方、着名律师莫少平与行为艺术家苏紫紫、清水惠美共同探讨“行为艺术的法律边界”问题。那一天宋庄的会议现场来了很多人,其中就有老栗。老栗不声不响地坐在观众席里,想把他推上主席台,但他坚持做一个普通听众。


  艺术家们展示了行为艺术的历程,尤其是被打压、骚扰乃至被诉讼的各种情形,法学家则从法律原理来、审判制度、刑事法律规定等各个角度展开回应。事实表明,从事行为艺术的艺术家除了直接与警察发生冲突之外,几乎很少有法律保护,各种有关行为艺术的活动要么被警察直接取消,要么被莫名的权力系统叫停,艺术家欲诉无门,只能通过冒险来达至目的,艺术自由与法律保护之间缺乏呼应与联系。


  多年前,老栗就策划过所谓行为艺术的展:“对伤害的迷恋”。人油、标本、植皮之类的怪力乱神引发过很大争议,此种争论当然熟悉。想他从体制内逃离,另辟蹊径,生生开辟出一个自我为王的独立地带,松动了表情呆板的官家艺术版图,触动了大批观念僵化、行为自私的艺术官僚,不知饱尝过多少艺术审查与权力管制之苦,该是最有话说的。他说,作为策展人,他可以记得每一次策展遭受限制和打压的情况。他当场举例朱昱“吃死婴”的那个行为艺术引发的法律之争,很有说服性。在艺术行为与社会习俗、在艺术自由与社会秩序之间法律该不该介入,该怎样介入?他像小学生一样提问题,并贡献了一个思路:如果需要审查,是否成立一个由艺术家与其他相关专业专家组成的委员会来出具专家意见,而不是,且只是警察粗暴介入?


  艺术的问题如此重要以至于我们不能把他交给警察,或政府。但,艺术家与法律家也有一个冲突,那就是,法律家主张法律至上,可艺术家主张艺术自由,不应该有任何形式的管制,何况,目前的艺术管制,无论是强行阻断,还是秘密控制都属非法,对待非法的恶法,为什么要理会呢?


  “恶法非法”,还是“恶法亦法”?法学院里常常辩论的ABC,到这里依旧争个不亦乐乎。


  对行为艺术乃至当代艺术本身的冲击性、前卫性,丹青师曾做激愤之语:吃死婴也就摧残一个死婴,顶多恶心几个围观者,可是体制摧残多少活人!老栗对此也早有洞见,89现代美术大展时,他对艺术家为了进博物馆而醉心精良制作、着力于所谓审美的画面感就忧心忡忡,他的前卫性是主动出击的,而不是被动总结,因为艺术家不是为进博物馆创造永恒,而是要表达生命的激情、宣泄躁动的灵魂。他说“强调刺激远比强调所谓‘学术性’更具有现实意义,因为改造这种审美趣味不同于西方浪漫主义对古典主义的冲击——只是个审美层面的改变,在中国,这种审美趣味背后是整个文化价值体系乃至文化习惯的强大制约力,没有很强的刺激实在难以触动这种文化习惯的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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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一张无奈的、悲情的脸划过媒体,老栗的。画面来自第七届北京独立电影展现场。电影展被警察部门突然阻断,老栗在接受媒体采访,表情平静、沉郁。对媒体的问询,他并无控诉的愤慨,只是和蔼中透着无法撼动的坚定:办,继续办,明年还会办的。


  众所周知,由栗宪庭电影基金举办的北京独立电影展是最具活力的艺术活动之一,但也是最让人悲愤压抑的艺术活动,因为常常遭受强力部门的干预。几次电影活动都时断时续,要么干脆停止,正常的艺术展映成了艺术事件,也算一年一度的“行为艺术”吧。


  第八届独立电影展遭劫的时候我恰在宋庄,目睹了警察骚扰的实情,影展被迫以猫捉老鼠的形式改在晚上“此地无银三百两”地放映。宏伟是影展负责人、栗老的得力助手,是他在苦撑着一切。晚上,我们特意看望,在宋庄凄冷的院子里举杯喝酒、苦中作乐,笑看无奈,体验无良,竟也大醉。


  其实,独立电影并非商业娱乐电影的敌人,也并非要对抗国家意识形态,而是在一个多元主张与个性张扬的时代做自己喜欢的电影而已。相比于利益期待与大众狂欢,独立电影有些超然物外,有难得的理想主义气质。独立,何尝只是物质与形象,实在是一种值得称颂的“我为电影狂”啊。


  艺术老爷与审查官们可不在乎这个,他们很自卑,故很敏感,把艺术弄得不自由、不独立,但老栗说:可以抱怨,但不能失望。他依然呼吁有关方面给予起码的理解和宽容,认为这是社会走向多元的必备条件。对于独立电影人,他在在强调:“要专注自己的事情,以坚定、平和的心态对待眼前所有的难关”。


  2012年10月,一个民间艺术组织将年度“艺术理论奖”颁给了老栗。颁奖词说:“重要的不是艺术”作为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艺术的前沿思想,至今仍是中国当代艺术不可解脱的“紧箍咒”,意味着中国艺术不能只限于形式语言,需要更为进取而开放的“大灵魂”,成为时代和历史前进的精神原动力”,时间过去快三十年了,他提出的命题仍然奏效,可见进步一说的可疑了。


  获奖的十万元奖金被老栗原封不动地捐给了电影基金,目的当然是支持那些为电影梦想而努力的“鲁滨逊们”。


  我有幸成为这次颁奖的主持人,照例提前来到宋庄,已是严冬来临的傍晚,有点儿冷。一家湘菜馆里的小聚,落座,点酒。问老栗,喝点儿什么?


  “白酒”,声音轻轻的。于是就呷着最普通的北京二锅头开聊,当下时政、艺术现状伴着火辣辣的湘菜弥漫开来。说着说着就聊到了眼下的宋庄,官家与商家的大尺度介入,流浪艺术家的困窘随即而来,没有了民间,没有了恩赐的自由,权力之手无处不在,连老栗都边缘了,宋庄的冬天可不就来了么。


  民间打造一个模式,差不多成型了,政府等强力部门就过来掺沙子,“共产”,最后,抛开民间,变成国家景观,艺术领域的“国进民退”如此上演,举国皆然,并无新意。老栗早就逃离这一切,又跟这一切周旋,也被这一切算计,直至再度边缘化。他就这样看着自己的孩子被抱走,或被大卸八块,不知该做何想。或者,他本没有这样的独占欲与功利心。宋庄的这滩水,曾被“善治水者”的老栗搞活了,如今的宋庄,怎么活呢?


  “我们不是职业革命家,搞不了政治,只是想做喜欢的事,并把他做好”,老栗淡淡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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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我的《杜尚传》出版后一直想做期像样的沙龙,想来想去还是老栗合适。他照例答应,奈何忙碌无比,临近年末才敲定时间。那一天,“字里行间”的书店里,来了很多人,徐星主持,我们三个人就一起聊杜尚,聊杜尚是假,聊当代艺术的中国现状是真。徐星由作家到纪录片,老男人理想不死,很理想,也很野种,别有杜尚的风韵。老栗自不必说,那是大师级的人物,就我一个门外汉,居然弄了本艺术家的传记招摇,其实,我的写作纯属爱好,顶多属于读书笔记,连权作充数都不好意思说出口。于是,徐星居中连线,三个人聊,主要是听老栗聊。


  老栗开门见山:“很多年轻人知道梵高,其实因为梵高是个文学人物,欧文·斯通的人物传记《渴望生活》让梵高变得非常普及。艺术史上杜尚比梵高重要得多,原因是杜尚非常强调心灵自由以及艺术语言与表达的自由。”


  点题之后,关心的还是杜尚与中国当代艺术的联系,那是老栗最熟悉的,因为他见证了大部,本身就是极为重要的参与者。


  老栗回顾了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破冰的艰难,中国打开大门之后,各种艺术思潮、艺术创作被引进来,“久旱逢甘霖”的艺术家们基本上照着西方艺术史的发展线索模仿了一个遍。


  1985年秋天,杜尚的弟子、波普艺术家劳申?伯格来中国做展览,随即引发各地艺术家效仿的风潮,许多艺术家都玩起了“现成品”。


  “最有名的一件作品出自黄永砯”黄永砯是与蔡国强、徐冰、谷文达齐名的当代艺术家,是“厦门达达”的创始人,1987年,黄永砯把《中国绘画史》和《现代绘画简史》两本教科书在洗衣机里搅了两分钟,搅拌后的书碎裂成泥,混在一起,意义不言自明。


  现成品艺术的“一夜开花”,老栗认为,是与当时中国所处的文化环境与民众情绪密切相关的。“80年代中期,中国艺术还没有开放的商业背景,处在一种反文化、文化批判的革命情绪当中,非常容易接受达达。”


  “黄永砯既受达达的影响,又受禅宗的影响,这是中国当代艺术史里典型地受到西方艺术影响,但同时又非常有创造力的作品。”


  “自中国清代以后,中国受到西方的冲击后,中西之间的讨论就从没有停止过,“从‘器物’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从‘中西合璧’到李泽厚的‘西体中用’,黄永砯的作品实际是通过自己的语言方式,回答对长期以来中西之争的看法,借鉴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我们通过自己的生存经验和感觉能够创造出新的有价值的作品。”


  这么说,杜尚的“反艺术”实验并没有终结艺术,反而点燃了国内艺术的创作之火。


  大家都听入迷了,互动阶段问题很多,但关心的还是艺术家的创作自由问题,老栗就讲了个故事:1979年中山公园有个展览,是被关押和下放的艺术家回到城里之后自己组织的一个展览,叫做北京“新春油画风景静物展”。文革开始到70年代中期期间,连画风景和静物都是不能允许的,因为不能为革命服务,这个风景静物展本身就是一个态度。展览前言是一位从监狱放出来、文革后第一任美协主席江丰写的,其中有段话对我一直有影响:“‘这个展览是自由组织的,不设审查制度的,自由不是恩赐的,是靠争取的’。”


  “自由不是恩赐,是靠争取的”,老栗又重复了一次。


  老栗 赵国君在杜尚传出版发布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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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2008年,吴冠中先生对媒体发炮:“中国当代美术水准落后于非洲”,“美协和画院就是一个衙门,养了许多官僚”,“艺术活动就跟妓院一样了”。讲得太好,激动莫名,赶紧电话致意,他说:“希腊有个哲学家,不知叫什么了,大白天提着个灯笼到处走,人家问他找什么,他说,我在找人。”


  艺术界剀切直言的,吴先生是我感知的第一个。之后就是丹青师,处士横议,进尽忠言,令人身处烈火又大块饮冰,夜不能寐。老栗的不温不火也是外表,接触时都是和善,也无激烈交锋,看不出什么,但其立场态度一样冷峻凌厉。近来拜访,得赠两册新书,是他文论的合集,出自台湾,一本是《反叛的重量:重要的不是艺术》,一本是《艺见的鸣放:从国家意识形态中出走》,仔细读之,才知其思考至深。由艺术而文化、而政治,他的论述是门外汉如我的高级读物,也是当代艺术的思想轨迹,特别受益。


  “作为文化的中国,其实已经灭亡了”,老栗的这句令人想起丹青师的那个“猛地发现”:我们什么都不是,既不知道中国的过去,也不知道什么是西方。


  “我们没有传统可以拯救,传统就是能够承传的系统,是一个活着的系统,是能够注入新鲜血液的,我们已经没有了这个前提,等于面对一块死猪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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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真正走进老栗家中,也是无意的相约。那天我正在宋庄闲逛,因为初试策展,突然想起了他,就率性相约一起中饭。谁知,他微信横来:来我家,吃面条。进得家中,客厅好大,墙上布满了艺术作品,全方力钧、岳敏君、高惠君等名家的作品荟萃。我不懂这些,对周围的器物也不敏感,就落坐客厅一角与老栗对饮,屋子很静,不太记得说了些什么,并不觉得陌生。面条没吃成,因为又约了伊德尔、祁志龙与王宏伟,就到了米娜餐厅,说好了我请客。米娜餐厅属宋庄一个地标式的去处,冬日的阳光洒落在院子里,我们五人围桌而坐,聊得都是近来所闻,常日所想。好奇求证过去之事,如京城蜗居里的困窘,受处分单干的细节,他回答得平静,仿佛他人之事。讲起策展,又几乎没有任何建议,一任我倾诉不绝,尽可放手去干的样子。饭毕,他竟执拗地走到前台,硬硬地拦住我结账,“我请你”。


  到老栗家得表达迅速,因为拜访的人多,不小心就会被打断。比如刘文忠兄,据说想和老栗商量个事情,支吾半天也没抛出来意,就被不期而至的我打断。我找老栗,约其参加一个朗读,就是徐星策划的短片《与妻书》。那时网上流传着美国影星们朗读《独立宣言》的感人场面,受了触动的我们也选择林觉民的遗作做个了尝试,就拉老栗参与。等我眉飞色舞地讲完,文忠兄与栗子同志简直忘了来意,落落而去,至今想来,还充满歉意。


  其实寻老栗办事,只需讲那个事情本身,无需谈什么礼物、酬劳,几次与他动议诸般事项,都不动声色,应诺得宜,感激之心时有。


  那次实在不好意思,弄了箱酒送他,谁知他随手给我了一瓶上等洋酒,并疾步走到书案边,随手两块普洱茶赠我。“好茶,多好不知道,方力钧送的,不会太差。”


  待欢喜地作别,抬头就看见“栗体”书法的对联静立门楣:“新茶老茶都泡 新客老客都接”,横批:友交无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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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


  胡杰的纪录片很有名,其实早期也是圆明园画家,这次受国涌兄介绍找到我,想帮忙策展。对胡杰兄,我是一片敬重,万勿推辞,但也只有热心,并无专业的见识,艺术品到底如何,全然不知,只得请老栗帮忙。


  带上部分画作,我与胡杰赶到宋庄,老栗早已等在家中。无需客套,开门见山地表明来意。简直没等我讲完,他就表示支持,淡淡然地给出方案和计划,令我和胡杰大为欣喜。


  起身看画,把资料拷到他的电脑中,老栗就一张张仔细看,夹杂着评论,多是赞许。评点无异于给我扫盲补课,才知胡杰兄的大才。我也无甚忌讳,直接求问策展的细节,他事无巨细,都明确告知,才使假策展人的我这次要认真做起策展人来,信心有,就不怕。


  又再次求问过去的细节,他答的淡然,好像事不关己一样。说到旧时的家,那些感人的趣事,胡杰就有感触地说,那个年代的人,只要读了你的文章就会千里迢迢地找你,管吃管住是不消说的,好像人们也不在意吃住,就是要精神交流,非常饥渴的,也非常信任,那种温情、状态比比皆是,是一个时代的特征。老栗就点头附和,说到早年北京城里的蜗居,人来人往,蹭吃蹭喝的“盛况”,“我就如一个‘老交通站长’”,他笑憨憨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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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


  老栗很早由体制出局,不过异端,本无胆量反这个体制,是体制反他,慢慢练出了胆。所谓出局,开除也好,辞职也罢,仅仅是个名词倒也罢了,老栗愣把它做成了动词,你反我,我还反你,将错就错,见招拆招,就杀出一条血路,索性扯旗单干,各自清净。


  在这样一个集体的文化中,过去是现在还是单位、组织,昨天是今天还是圈子、帮派,落单就是造反,老栗愣是不信邪地“娜拉出走”、“红四方面军西征”、“资产阶级自由化”,不玩儿。至此,老栗的时间开始了,而很多人鲜衣怒马、年近耄耋也没有自己的时间,等于没活。有了时间,也就有了自主的生命,他就“胆大妄为”,行走恣意地搅合着一场又一场的“牛犊顶橡树”之战,从艺术策展到艺见鸣放,从着文演讲到亲历亲为,追求艺术自由的立场相当彻底、鲜明。他成了当代艺术热情的讴歌者和大胆的实践者,成了自由艺术家们的助产士,当代艺术运动的命名师与吹鼓手。如今大熊星座般的艺术明星们多是他当年的“门下走狗”,多赖他点石成金的金手指,可有些人竟不认了,他也早不在意了,甚至有意避让。他对退隐感兴趣,对活在边缘的“艺术野狗们”仍感兴趣,他的心是常为弱者的。


  他毫不讳言自己的知识分子立场,而关于知识分子乃至如今被污名化的“公知”,他其实也早有己见。在他眼里,有博士学位的人不一定是知识分子,即令大学教授也不一定是,“一个知识分子的心灵必须有独立精神和原创能力,必须为观念而追求观念,是为追求观念而活的。知识分子必须是人所在的社会的批评者,也是现有价值的反对者”,如此标准,举目四望,确实萧然。


  老栗仿佛天生就是一个领袖人物,虽不激情四射,口若悬河,接近他的人常为其谦和憨厚的神态所吸引,也能感觉到那种心无杂质的坚定。他话语无多,却能在关键处把他的意思表达清楚,简洁而有力,然后“把你热情的想法吸纳过来,不自觉地形成一种执行力和组织力”,事情就在这样务实的组织中慢慢成型、实现,一根筋的执着有类那个理想主义者孙国栋。他也是理想主义者,不然不会有今天,但真正的理想主义者不是大话震天,情绪夺人,而是那种把理想与现实打通的人,也就是老六所说的:理想主义其实是一种很现实的东西。


  老栗没那么多慨叹,只是一件事连着一件事地做,一如把艺术创作理解为做,理解为手艺活儿,他的艺术推动工程也就是这些吆五喝六地思想啸聚、杂七杂八地吃喝拉撒,包括他所做的艺术社区,以宋庄为例,最初的动机还是为流浪的艺术家培养“源头活水”,有那么一方生存发展的地儿,尽管现在政府工程,房地产项目太多了,老栗也有看尽生死般平静。


  他曾经热情推动的当代艺术现在确实热得厉害,曾梵志的画都拍卖过亿了,可他却说:“别相信那个”,对“火热”的当代艺术市场,他认为不真实。他认可的艺术还是一个空中楼阁,真正的自由和解放远没实现,侈谈什么繁荣发展?


  学国画出身的他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为什么梅兰竹菊、山水成为文人画的主要题材,因为文人远离了政教和写实宫廷绘画的观念,强调内省和孤芳自赏的个性。但是,文人画到了五四以后被彻底否定了。20世纪80年代之后,我们虽然恢复文人画的正统地位,但对于大多数画家,它只是个壳,因为画家作为士的那种人文精神已经少见了”。


  十一


  “大灵魂”里提到“关注现实乃至关注政治”,是从对人的生存处境——作为艺术的文化和人文语境的关注,以及艺术家人格中的良知的角度提出的,这应该是一个现代人的标志。


  老栗坏了规矩,冒犯了行政格局“一团和气”的人际关系,也破坏了“艺术阿里郎”的和谐气氛,总是显得不合时宜。可他又好像成功了,确实给沉闷市侩的艺术王国带来一阵刺激般的清风。


  他也失败了,如西西弗斯般干完一场算一场,要么围剿,要么被收购,尽管他不以为意,权力采购商还是得利了。何况,尽管他的批评全说到了点儿上,但体制诱人,市场温暖人心,他的话也只是徒增装饰性的“自说自话”,无法奏效。


  在一部《暖冬》纪录片留下了老栗裹着大衣和众多艺术家站在一起的感人形象。《暖冬》讲述的是艺术家遭遇强拆,他支持真正的维权行动,敢为他们的权利抗争加油,特别有种。


  有几次,我征询他的意见,联署各种公民建议书,呼吁公正司法的,呼吁公权透明,他从来同意,并特别告诉我:以后不必征求我的意见,你看着签上我的名字就好。


  时代犬儒太多、市侩横行,到处是饭桶的诱惑与饭碗的见识,老栗给别人煮得面条,自己也做得面条,不必看谁脸色行事。尽管桑榆近晚,火气无多,但恬淡之中还有大清醒,能够力所能及地做一个“革命党”。革命党不是“庙堂之高”与“江湖之远”那么简单的对立,而是如鲁迅般自觉“身为奴隶”,为人为我的生存、温饱和发展而反抗,而斗争,决不沦为奴才。不是追随谁去革命,他自己就是革命的。


  陈丹青对央美的回忆充满温情,历数了思想解冻年代的惊奇人事后笔锋一转,为母校喊两嗓子的激情跃然纸上,因为“央美绝不是‘中央的’、‘中直的’那么简单,更可贵的它也是异端的渊薮、才子的窝点,其中最有种的老叛徒,名叫栗宪庭”。


  “绝不充公”的老栗说过,重要的不是艺术,可是我觉得,重要的是老栗。有老栗这样的人在,当代艺术也好,公民社会也好,我们心随所喜的生活也好,就总会那么一点力量、趣味和希望。


  (编辑:王怡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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