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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承志长篇小说《同和里》,一场笑中带泪的童年游戏

2017/03/24 14:38:16 来源:文艺报  作者: 殷健灵
书评 王承志 长篇小说
 “《同和里》中,王承志提炼了自己的人生体验,动用了前半生最宝贵的生命财富,我相信,那个创作中的他的心是燃烧着的,无需卖弄技巧,无需故作呻吟,无需虚晃一枪,无需搜肠刮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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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和里》中,王承志提炼了自己的人生体验,动用了前半生最宝贵的生命财富,我相信,那个创作中的他的心是燃烧着的,无需卖弄技巧,无需故作呻吟,无需虚晃一枪,无需搜肠刮肚。他自然而然地写了他所认为的真实的上海和逝去的岁月,而恰巧,《同和里》的故事与大多数上海人记忆中的历史妥妥帖帖地重合在了一起。”


  很多年前,听王承志说起童年,有一桩细节我至今不忘——大约七八岁年纪,他与同龄的表姐在祖母家的客堂间“白相”,忽然没来由地对男孩女孩的“差异”萌生了好奇,于是,两个小人径自钻到红木桌子底下,脱下各自的裤子“验明正身”,没有羞赧,没有遮掩,而是满心兴奋与欢喜,在得到答案之后,又穿上裤子,一前一后嬉笑着奔出去继续“白相”了。王承志谓之曰:那一刻,初次意识到男女生理结构之差异。


  犹记得他谈起当代小说中“文革”题材的创作,轻描淡写道,之于孩子,“文革”恐怕没那么多反思和沉重,反倒如同一场荒诞的游戏式狂欢。


  那时我便觉得,王承志是能写小说的——当然那时候,他还没有写过小说;那时候,我与他是同事,一起编一本关乎家长里短、女性问题的刊物。他虽年长我十多岁,但我从来直呼其名,究其原因,大概因为他身上并无那个年龄的世故滞重,倒是有些童心外泄,相处起来毫无压力。


  《同和里》写的是苏北小皮匠的儿子“大耳朵”眼中的上海市井生活、世情百态,以及荒唐岁月里的人间悲喜。《同和里》的上海,不是张爱玲笔下“凤箫声动,玉壶光转”的上海,也不是时下人们固有印象里摩登暧昧的幻象上海,而是伍湘畹所描述的“一个奇特的地方,带着表面的奢华和深深的腐败;极度的奢华与极度的贫乏并存共生……一个巨大的染缸,乡村来的新移民迅速地被金钱、权势和肉欲所败坏”。说到底,《同和里》是要揭开那浮华光鲜的表层,让人看看沟壑重叠、丑陋与世俗共生的底子里的上海。


  同和里是五方杂处的上海缩影,是弄堂文化的赤裸裸显形,满溢烟火气、市井气、膻腥气,也夹杂胭脂香和檀香味。或许正因孩童心智的蒙昧,经由“大耳朵”童稚顽劣的眼睛旁观和呈现的同和里,如同上演活色生香荒诞剧的舞台:苏北鳏夫小皮匠(“大耳朵”的父亲)、摆剃头摊的扬州同乡江水英、差点成为“大耳朵”继母的酱菜店营业员陈翠英、终成“大耳朵”继母的侠义柔肠的广东嫂嫂、万宝全书阿陆头、居委干部杨招珍……作品里的人物,能用绰号绝不叫大名——橄榄头、白寥寥、绍兴老倌、阿四头、鹅蛋脸、阳春面、拖鼻涕、芋艿头……能戏谑绝不故作悲情,小说遍布近乎滑稽的细节与冲突,即便在写人物的困境时,笔调也近乎冰冷。


  在这里,你几乎看不到道德判断,作者写的就是活生生的世相和未经矫饰的人心。在生活的夹缝和无可抗拒的时代洪流里,他们要顾念的就是头顶一方被鸽棚遮蔽的天空,是做鞋子的楦头,是每晚烫脚时的酣畅淋漓,是菜篮子里的菜蔬葱姜,是钢精饭盒半两粮票,是过街楼下古井旁的东家长西家短,是随大流革命生产红旗扬。


  作者处理“恶”的笔调亦十分有趣,在特殊时代和情境里,人心的“恶”被放大,但是,“恶”究竟是什么呢?也许我们不能一味地谴责“恶”,在小说中,“恶”常常有着诱人的地方,甚至令人着迷,因为它提供动态变化,提供未知,而和谐的美好却往往是静态的,缺乏活力,甚至失之僵化。作品中令人印象深刻的一段,外来皮匠(滨海小白脸)与小皮匠“先比文后比武”,企图鸠占鹊巢抢夺地盘,这样的桥段本可处理得险象环生,作者却写得如同杨子荣与土匪用黑话斗智,一来二去颇有生趣。再如,“文革”中居委干部马樟花被批斗时,仍要装文雅,让斗她的人“等一歇再斗”,因为她要“出恭”,造反派却误听为“出工”,于是,“出恭”二字引发出了一连串意想不到的误会,引得看热闹的人“眼泪都笑出来了”。这是“恶”的滑稽。


  然而最终,看似没心没肺的“大耳朵”反复念叨的还是“全世界真正关心我的,待我好的,只有三个人,三个都是女的。一个是阿娟,一个是顾老师,还有一个是闸北的姨婆”。也只有写到这三个女人,戏谑和冷峻的笔调才稍稍收敛,带上一层柔性微光:写干姐姐阿娟,“我喜欢嚼阿娟嚼过的东西”;写顾老师,“顾老师的脚背很白很细腻,隐隐约约可以看到细细的淡蓝色的血管,脚背上面像是覆盖了一层糯米纸,闪着莹亮的光”;写姨婆,“坐在床横头,正在给墙边的一只老鼠讲故事”。但是,这三个女的,没有一个得善终:阿娟成了新疆知青,被人弄大肚子,落魄逃回上海时已不成人样;顾老师生孩子当天因胎位不正大出血而死;姨婆则跳苏州河而死。“同和里”中的人物群像各有各的命运,最传奇的还是居委干部杨招珍,“文革”中被打了几十个耳光,居然因祸得福,原本一张丑陋歪脸被打回“原形”,恢复了端庄秀美的容貌——不知这个细节在生活中的真实性有多少,但我宁愿相信它的真实,一个孩子眼中认定的真实。成年人早已被生活的尘土遮眼蒙心,人们误读了世界,反倒说是世界欺骗了我们。这个时候,儿童的心和眼睛所感知到的那些笑中带泪的游戏式荒诞,大概才是生活的真相。


  王承志是一个“小说新手”,正因毫无所谓“主义”束缚,也无任何“出名”压力,抱着退休后写写玩玩的心情,开始构筑盘桓在他心中数十年的“同和里”。就像一个嗜酒人,打开一坛多年前无心酿下封存已久的老酒,他嗅到醉人的醇香,那是纷涌而至的记忆和融入血脉的真生命的体验。虽然他并不拥有老到的创作经验和纯熟的技巧,但是,依赖着蓄养多年的艺术感觉和积累,在纯文学最需要的生活质感和细节那里,他是一个可以傲视其他小说创作老手的“富翁”。他提炼了自己的人生体验,动用了前半生最宝贵的生命财富,我相信,那个创作中的他的心是燃烧着的,无需卖弄技巧,无需故作呻吟,无需虚晃一枪,无需搜肠刮肚,到了这个时候,他有了很多“不得不”:不得不写那些微小的却让人过目不忘的小人物,不得不表达积蓄于胸时刻要喷涌而出的情感与思考、幸福与泪水,不得不将骨子里的那个智慧幽默甚至有些狡黠的自己和盘托出——他要写一个黑色幽默的上海、一个剥去外衣赤裸裸的上海、一个已然消逝却又活生生的上海:困窘中有着甜味,卑微中藏着高贵,平庸中透着卓异。


  庆幸的是,王承志没有被一众关乎上海大红大紫的文学作品误导,没有跟风与模仿,他自然而然地写了他所认为的真实的上海和逝去的岁月,而恰巧,《同和里》的故事与大多数上海人记忆中的历史妥妥帖帖地重合在了一起。


  (编辑:王怡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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